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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在上海开幕的 “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以“技术、社会与考古学”为主题，汇聚来自全球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与重要考古研究成果，集中讨论技术如何塑造人类社会、连接区域文明、形成合作与创造的机制。其中来自中国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和陕西清涧寨沟遗址两项，入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

　　其他9项是——

　　中南半岛从采猎到农耕转变复杂性研究

　　中亚丝路高地城市枢纽

　　秘鲁纳斯卡平原地画的人工智能识别与景观再审视

　　穿越火劫的考古揭秘：巴黎圣母院灾后新发现

　　拉美西斯神庙的数字化考古研究与发现

　　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早定居狩猎者的新证据：格雷菲拉遗址所揭示的社会组织与公共建筑

　　危地马拉卡米纳尔胡尤玛雅高地中心

　　大神庙的考古学：揭示特诺奇提特兰的神圣祭祀中心

　　乌德贝特新石器时代社会：连接非洲与欧洲的桥梁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团队牵头，辽宁、内蒙古、河北三省区考古文博单位和高校共同参与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几年之中取得了重大收获，从不同层面展现了红山社会的发展。

　　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繁荣阶段的典型代表，是红山文化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祭祀礼仪活动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此区域发现了“女神庙”、祭坛和积石冢墓地，重新启动的新一轮考古发掘进一步确认“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是 6万平方米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上多种类型的祭祀活动遗存进一步丰富了其作为祭祀礼仪中心的内涵。

　　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是近年发现并确认的红山文化遗址，完整规范的积石冢结构、出土玉器的特征都表明，越过燕山到达桑干河流域的人群延续了红山文化核心区传统的埋葬方式、用玉规范和祭祀风格。其年代略晚于牛河梁遗址，为认识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发展、探讨红山文化流行的石构遗迹的后续影响提供了新的线索。

　　东山头遗址、三家东北遗址、元宝山遗址也是新近发现的红山文化祭祀类遗址，遗址的年代较为相近，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区域社会规范的一致性，为认识红山文化“统一社会”的特征提供了重要信息。

　　元宝山“北圆南方”的石构遗迹、东山头遗址发现的石砌祭祀类遗迹进一步丰富了红山文化祭祀活动的内涵，为认识红山社会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资料。

　　考古发现的生活居住类遗址、遗迹以房址、灰坑为主，虽然这类遗迹普遍埋藏浅、堆积薄、保存较差，仍然为认识红山社会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重要信息，马鞍桥山遗址和彩陶坡遗址是其中的代表。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老哈河南岸，属红山文化早中期遗址，房址规模相对较小，遗迹也较为分散，但在居住区外侧发现了垫土构筑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垫土台上以各类祭祀遗迹为主，还发现了埋藏有整鹿的祭祀坑。

　　彩陶坡遗址则提供了日常居住区内祭祀活动的线索，结构特殊的超大型房址、房址内出土的蚌龙或许提示着在日常居住区域内祭祀活动的存在。

　　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扩展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共同展现了立体化的复杂社会的图景，为认识“古国时代”红山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揭示出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的独特路径，红山社会并非简单向国家形态演进，而是在宗教权威、技术分工与区域网络中逐步形成文明要素。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从根本上刷新了对商代晚期黄土高原文明进程的认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战伟团队首次完整揭示了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证明当时本地已存在具有复杂社会结构和精湛技术的高度发达青铜文明。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距黄河约 10公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心地带。该区域海拔1200～1400米，黄土堆积厚度 50～70米，无定河、清涧河、北洛河自西向东汇入黄河。作为黄土高原土壤侵蚀最剧烈的区域之一，这里形成沟壑纵横，梁、峁、塬、盖相连的典型黄土丘陵地貌。

　　甲骨文及历史文献记载，该区域是商代方国分布最为密集地之一，已确认的方国数量多达60余个。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此地区已发现500余件商代青铜器，直观展现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引起学界持续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代考古人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先后对绥德薛家渠、清涧李家崖、柳林高红、清涧辛庄等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初步认识了该区域商代考古学文化面貌特征，辨识确认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李家崖文化。

　　2022年至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最终确认一处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商代区域中心聚落，揭示出殷商时期西北地区强盛的方国青铜文化。

　　寨沟遗址以大型夯土建筑为核心，周围山峁上密集分布着大型墓葬、小型墓墓地、铸铜遗存、平民活动区等不同功能遗存，范围约300万平方米。其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功能互补”的分布特征。

　　大型夯土建筑坐落于一座独立塬峁—寨塬盖上，四周全部为夯土包边，现存墙体最高达16米，由远观之，似一座恢宏的高台建筑，不仅丰富了先秦时期的建筑类型，更充分展现出当时超强的社会组织能力与建造水平。

　　已发掘的后刘家塔墓地共包含4座墓葬，其中大型“甲”字形墓1座(M1)、大中型竖穴土坑墓3座(M2、M3、M4)。M1、M3、M4木棺之上均发现葬车迹象，M1葬车4辆，M3、M4各随葬1辆。尽管墓葬曾遭盗扰，仍出土铜、金、玉、陶、石、骨、贝等各类随葬品200余件，为研究商代方国贵族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线索。

　　寨沟遗址及其周边已发掘马车40余辆，是殷墟之外出土马车数量最多的地区。值得关注的是，瓦窑沟M3出土了一辆双辕车：双直辕、平行，前端横置弓形轭，后端连接椭圆形车舆，辕通长4米，轮距约1.8米。车体木构末端多装饰青铜器饰件，辕、軨等部位还进行了髹漆处理，制作精美、装饰考究。这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寨沟遗址出土青铜车器有铜轭首、轭足、衡末饰、车锺、车辖、车軎、车锜饰、铜泡饰等，与殷墟小屯宫殿区出土的车器毫无二致。遗址出土的玉鹦鹉饰、玉兽面、玉圭、骨泡、蚌泡、漆器、龟甲等反映出这里与商王朝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作为文献记载中的方国遗存，寨沟遗址佐证了商王朝与方国之间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关系，生动呈现了商代边疆动态的政治景观，揭示了商代“王朝—方国”的政治地理结构和“中原—周边”的文化互动，为理解商代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支撑，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早期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