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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大足石刻(看·世界遗产)

　　大足，非“大脚”也。

　　地处重庆市西端、与四川比邻的大足区，建制、得名于唐代，一叫就是1200多年，寓意“风调雨顺、天下大足”。

　　大足石刻，为该区境内摩崖造像的总称，盛极于两宋，是我国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在南方崛起的大型石刻群；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明代人曾游览至此，题刻下眼前的“震撼”：三千诸佛云中现，百万神仙海上来。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高峰”

　　对大足石刻，学界有句沉甸甸的评语：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把视角放大，站在时空的坐标系中俯瞰，足见此言不虚——

　　甘肃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4世纪、十六国时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则见证了从南北朝到隋唐大一统的历史变迁，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标志着中期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

　　再衍生到长江流域、以重庆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川渝石窟艺术群，肇始于唐、盛极两宋，在传承中创新发展，较之前代，于题材选取、艺术样貌、造型技艺、审美情趣等方面皆别开生面，形成了我国石窟艺术史上的第三次造像高峰……

　　中国石窟艺术的传播流变，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其内在脉络是清晰可见的。

　　我初赴重庆工作时，曾自驾翻越秦巴山脉，途经四川巴中歇脚，访问过当地的南龛摩崖造像，便觉其形态意趣与北方石窟迥异——简略直观地说，就是不求大、生活化。重庆大足，及邻县四川安岳，其石刻皆有此特点。自唐至宋，川渝地区相对安定、经济发展、社会昌明，在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际，南传的石刻艺术汲取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养分，乃续绝不断、开枝壮大、自成一派。

　　故曰：天时地利，孕育出大足石刻这“高峰”。

　　这“高峰”，并非孤山。

　　截至目前，大足石刻包括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75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分散在重庆市大足区的24个镇街，又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最为集中，作为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精华，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唐、宋时期石窟艺术风格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数量众多、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好而著称于世。1999年12月1日，以“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高峰”，有其绝顶。

　　决定了大足石刻“海拔”的，自然当属“五山”中的宝顶山，位于大足城区东北15公里宝顶镇。宝顶山摩崖造像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顶山石刻中，又以大佛湾造像为主体，其形如“U”形，全长约500米，造像镌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自护法神像至柳本尊正觉像，19幅大型组雕比邻相连、无一雷同、传神灵动、蔚为壮观。世所熟知的千手观音造像，也在此间——如果说，宝顶山象征大足石刻的桂冠，那么千手观音就是桂冠上最夺目的明珠。

　　这顶桂冠戴在了大足，与当地一位高僧的宏愿密不可分：赵智凤，南宋大足人，5岁落发出家，16岁外出云游，后返回宝顶山，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以教化众生为宗旨，尽毕生之力，清苦70余年主持营建出以大佛湾为主体的宝顶山石刻群。今天，刻于明代的《重修宝顶山寿圣寺碑记》，为我们还原了赵智凤的生平事迹和建造宝顶山石刻的史实。

　　“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宝顶山多处刊刻的这句偈语，被认为是赵智凤的述志之作。这项艰巨的工程，无论空前绝后的技艺，还是天才杰作的艺术，了不起的“人”，才是那点睛之笔；天时地利，再加人和，才造化出不朽的大足石刻。

　　宝顶山固然夺目，亦不掩盖“五山”其他诸山的光芒。历时250余年修建、造像近万尊的北山石刻，展示了晚唐至两宋时期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开凿于北宋的石篆山石刻，儒、释、道造像俱全……大足石刻是本厚重的大书，仅看“摘要”，甚或“三分钟解说”，必成盲人摸象。

　　书再厚，终有收笔。这一收，收得“戛然而止”：宝顶山大佛湾北岩的最西端，柳本尊行化道场下部的十大明王像，大都是未完工的粗坯，清晰可见块状的大面和初凿的痕迹。宋元之际、兵燹频仍，可能是导致整个工程猝然停工的原因。

　　宋代以降，官方民间再没有大规模造像活动，石窟修建技艺及其艺术水平也随之停滞。

　　大足石刻，乃成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出世与入世、艺术与科学的和谐统一

　　数次到大足石刻采访，有处造像，总令我眼眶湿润：

　　一个青年，背着褡袋扛着伞，即将远行。眉宇间，雕刻得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身后则是年迈的父母，母亲趋前、似还想叮嘱儿子两句，父亲在后，伸手悄悄碰老伴，提示她莫再“唠叨”，老伴气恼扭过头来，捣了老头子一肘子……

　　送别的瞬间，就这样被体察入微、技艺精湛的匠师们定格为永恒。我上大学时，父母依依惜别，不正是这样的情态吗？对此叫人怎能不落泪？

　　这就是宝顶山19幅组雕中的《父母恩重经变相》，主要根据唐人所撰《佛说父母恩重经》而雕刻，生动展现了一对夫妇怀胎守护、临产受苦、生子忘忧、哺育不尽、操办婚事、远行忆念等10个画面，以高度提炼的手法，跃然传神于石壁之上。虽说是讲经教化，但生活气息浓厚、贴近日常体验。这些瞬间，哪个家庭、哪个人没有经历过？总有一幅画面会击中你，故而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这正是大足石刻无与伦比的魅力所在：宝相庄严的出世主题，与人间烟火的入世场景，在这里深层次融合。宗教题材到了这里变得更可亲可近，“吹笛女”“养鸡女”造像，虽本意贬斥，却因其美好形象而为观者津津乐道。更遑论北山石刻的“媚态观音”等造像，俨然妙龄少女，身段窈窕、秀丽妩媚，全然不见菩萨的威严，而是充满活力。

　　匠师们如此处理，便缩短了人和神之间的距离。艺术即人学。高明的艺术品，不会脱离人间去塑造天国，创作者无从下笔，观者也难起共鸣。

　　世俗化，并不意味着流俗。宝顶山石刻中全长约30米的牧牛图，根据北宋杨次公的《证道牧牛颂》雕刻而成，是我国罕见的长卷式组雕，形象而深刻地阐释了佛教禅观的修证过程。未牧、初调、受制、回首、驯服、无碍、任运、相忘、独照、双忘、禅定、心月图……12组造像中，牧人代表修行者，牛代表修行者的心，驯牛的过程就是修行者调服心意、悟禅入门的阶段。

　　牧牛图中的牛，角长而弯曲，有明显的弧度，足证是川渝农村常见的水牛。牧人敞胸露怀、自在松弛，一副爽朗的巴人风貌。12组生活化的造像看下来，晦涩的义理便深入浅出、润物无声，令观者心有所悟、啧啧称奇，实在是举重若轻的妙品。

　　宋唐有别。唐长安城一百零八坊秩序井然，但毕竟是有宵禁的；北宋开封，没那么规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不夜城”。至于川渝，青山绿水、物产丰饶、人口众多，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于当时当地“横空出世”，绝非偶然。

　　如此，石刻造像在川渝本地化后满溢着人间情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宗教艺术不正似人间的倒影吗？

　　在这天上人间的相互映照中，我还品出了另一组对应关系：艺术与科学。

　　近几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影视剧热播，让观众对书画、服饰、建筑等“宋式美学”体现出的“高级感”津津乐道，同时期的石刻自然也不例外；北宋时期已经大规模用煤冶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技术的进步让精雕细刻成为可能，艺术表现力的提升滋养着大众的审美水平，又反哺匠师创作再攀新高。

　　宝顶山上，高达7米的华严三圣造像，被匠师们有意雕刻成身躯前倾25度、下身加长的形象，以避免观者仰视时产生佛像头小身大、比例失调的视觉误差。其中，文殊手捧1.85米高的七级宝塔，手臂悬空支出大约2米，塔和手的重量近千斤；为使手臂不至断落，匠师们巧妙刻出宽袖袈裟披肩挂肘而下，与其身躯相连，将重心引到了主像身上，使文殊手托的宝塔历经千年而不坠，既运用力学原理，又符合造像规制，达到科学与艺术的统一。

　　圆觉洞，深达12米，采光不好咋办？匠师们大胆立意，洞中央刻一菩萨长跪佛前，在洞口上方开一扇天窗，如聚光灯般打到这尊菩萨身上，既强化了“问法”的主题，又补充了光源，还烘托出别有洞天的神秘氛围。川渝雨水多，洞内右壁上刻着一条长卧的龙，下面是一位高擎钵盂的老僧，皆为镂空，形成了一个周密完整的排水系统，“神龙吐水”、不着痕迹，只闻叮咚作响。

　　还有那最令人震撼的千手观音像，作为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在88平方米的坚硬崖壁上进行立体打刻，雕出的1007只手不光手势无一雷同，而且手中所执法器大都是南宋时期的生活用品、劳动工具等，堪称当时社会风貌的“活字典”，特别是没有一只手在雕刻时被打坏，其艺术创造力之磅礴、雕刻表现力之精湛，让人叹为观止！

　　今天的大足区龙水镇，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五金市场，尤其是传承非遗的“龙水刀”，闻名巴蜀千百年。我顺路走访了相关企业，“龙水刀”如今多作为厨具，试用一下：掂着有分量，切着不费劲。

　　轻抚那刃上的锋芒，我仿佛听到了古远的凿声。

　　七十余载保护修复，文物重光

　　千百年岁月侵蚀，文化瑰宝存续至今、面世重光，有赖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70余载的保护修复：

　　1952年6月，拨专款新建大足北山佛湾石刻保护长廊，培修部分石刻造像；

　　1953年4月，拨款对大足宝顶山大佛湾进行基岩加固、石砌堡坎、重修路面、新建栏杆、翻盖房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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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由国家文物局、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大足区举行，来自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尼泊尔、挪威、英国等国的石窟寺领域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话石刻保护之路。

　　登录网上的“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保护历程如一幅长卷、徐徐展开。

　　“大足石刻的系统科学保护始于20世纪50年代，已历时70余年，探索出传统工程手段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开展了造像岩体抢险加固、水害治理、防风化治理、日常保养维护、监测与科学研究、数字化及环境整治等保护工程180余项。”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介绍。

　　用匠心守护文化遗产。历经800多年风雨，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一度身患34种病害。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由大足石刻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组成的多学科联合交叉保护修复团队一干就是8年，首次将X射线探伤技术引入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检测，先后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编制修复实施方案1066个，最终成功填补了国内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相关技术空白。

　　针对宝顶山大佛湾水害，创新构建“疏堵结合”立体治理体系，突破了我国潮湿环境水害治理瓶颈性难题；建成了动态化、信息化、可视化的大足石刻监测预警平台，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在国际合作中，与意大利等国家携手开展修复项目，推动中国文物修复技术走向世界……

　　保护成效显著，当地依然有“烦恼”：

　　这么好的世界瑰宝，业内早已名声在外，当下文旅热潮中却显得不温不火、有些“佛系”。

　　如今也不乏游客，只是与“世界遗产”的品级相比，当地人总觉得还不够“火”。

　　现在的文旅推广，有其规律；“火”了当然好，更能助力地方发展、反哺文物保护；不过只怕那时，别说静静观赏，挤到头前都难。

　　——岁月无语，惟石能言。

　　这本厚厚的大书，你愿意翻开它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姜峰)

　　链接

　　大足石刻被称为“石刻”而非“石窟”，蕴含着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和语境因素。在学术领域，“石刻”与“石窟”有明确区分。“石刻”指在碑碣或石壁上刻制的文字、图画，强调的是二维的刻画；“石窟”指在山崖上开凿出的洞穴或空间，具有较为复杂的三维空间结构。大足石刻虽多在崖壁上雕刻而成，包含大量立体雕塑，从广义上讲属于石窟艺术范畴，但传统命名习惯沿用了“石刻”这一术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初期研究者或发现者的分类标准有关。作为约定俗成的名称，大足石刻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品牌标识。

　　来源：大足石刻研究院